数字时代播音与主持专业教育的转型与变革

数字时代下，我国的传媒形态和格局也逐渐改变。传统媒体的转型升级、社交媒体的高歌猛进、流媒体平台的异军突起和台网融合的深度推进，共同形塑了蔚为壮观的数字传媒生态。这其间传统广电媒体的播音员主持人队伍经历了从传媒中心到边缘，从精英到大众的身份角色转向。曾经，大众文化的流行性、主导文化的规约性和人际交往的贴近性相继建构起广播电视等传统平台中播音主持创作的整体性风格样貌。然而在数字化时代，网络平台的衍生效益不断撼动着传统播音主持传播的优势领地：一方面重塑了播音主持队伍的文化审美取向，以吸引公众参与；另一方面又借助数字可供性（digital affordance）的驱动力，在“技术—社会”共生性生态中对传统意义上播音主持传播的技术、理念提出崭新的挑战。职业性质、作用场域、运作机制的变化倒逼高等教育的结构化转型，也呼唤着高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在教育教学理念中的适应性调整，以培养出更符合社会文化需求的高级专门人才。就此而言，无论是培养观念还是课程设置，都有必要因应技术环境的变迁而作出调整。

在这样的背景下，各高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人才选拔标准、培养目标、培养方案的确定、教师专业能力的锻造等，都会对播音主持人才的创新发展带来直接影响。我们将以数字时代的生态化变革为逻辑起点，尝试探索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教育的发展策略，以期为各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带来建设性、探索性启发。

一、数字时代技术更迭与播音主持行业的生态转型

数字时代的整体社会环境中，传统广电媒体独占优势的格局已然松动，在技术赋能的牵引下，信息高速公路的当代涵义被大众的日常化媒介参与行为重新定义。在深度融合的趋势下，IPTV取代了“高品质电视”（Hi-Vision）的发展惯性，移动音频产品侵入了广播媒体的生存空间，移动终端改写了仪式化传播的固有样貌，操控友好型的流媒体应用突破了影视传播的时空苑囿。因而，我们无法以传统媒体和新媒体的区隔来衡量和预判视听产业的发展走向。显而易见的是，未来“影视”的概念可能被“视听”概念所取代，而与视听相关的“平台”意识将成为我们重新诠释广播影视行业迭代更新的崭新逻辑。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讲，我们不能将数字工具论和技术决定论视为传媒行业发展的指导性理念。数字技术对当代文化发展的影响是生态性而非工具性的。在“技术—文化共生”的认识论指引下，我们有必要将数字技术、数字化的信息形态渗透到视听内容创研思想、实践和业态当中。在明晰当代数字社会的液态化和流动性的逻辑前提下，我们可以从“关系”和“价值”两个维度对视听传媒的生态加以把握。就此而言，被学界和业界所普遍担忧的数字乌托邦、技术达尔文和价值虚无主义等行业观念也将随之不攻自破。

就“关系”而言，传统播音主持传播的流程多为线性的、单向的，即便如有专家倡导的“双向互动式”传播，也常常带有抽取、预设、假定的痕迹。而这一传播思路显然与数字生态中的“关系”理念具有极大的差距。数字生态下，无论是真人秀节目中主持人走下舞台回归生活的参与式引领，还是以泛化姿态散在于数字平台的主播“直播”，抑或是传统媒体主持人移步到短视频平台再建意见信息传播高地，可以看到的是“视听传媒中的主持人们没有刻意遵循和倡导某种约定俗成的美学传统和美学宣言，而是彼此影响，相互作用。他们的口语传播来源于生活，构建于社会风尚，也引领潮流，构造时尚。他们有意将自己打造为‘交往的共同体’，也倾心于人生百态，在他们的口语系统中，艺术走进生活，艺术与生活同根同源的想象溢于言表”。

更为重要的是，数字关系的显在结构是以人为节点，链接为纽带的弥散式生态。作为重要意见信息节点的主播、主持人始终处于公共信息交换和人际传播的中介位置，而机构媒体、商业平台，以及各个信息生产主体的关系拥有了较之以往更为复杂的形式表征。新语境下的播音主持创作将始终围绕“数字性”框架得以展开，因此对于数字性的专业技能、知识体系和文化生态体认是播音员主持人需要直面的重要职业议题。相较于传统播音主持业务，数字关系网络下的播音主持创作与传统机构媒体框架下的创作保持着“破坏性发展”的关系。在此关系下，主播、主持人在创作流程、表现形态、传播介质等方面将肩负着某种创造性的体系重建使命，进而实现良性的传播发展追求。数字生态系统下的主持传播并非特立独行，而是一种在继承基础上的破坏创新性实践。同时，作为视听传播机构的代言人和品牌形象，主播、主持人的继承性表现在对行业诞生以来始终坚守的价值底色和职业属性的“数字化”适应、改造和升级。也就是说，这种创作绝不是数字技术环境下的直接产物，而是继承传统职业规范的前提下完成对经典观念和元话语内涵、边界、合法性的突破，进而以一整套崭新的思维逻辑、操作法则和话语体系取而代之。

就“价值”而言，播音员主持人始终以视听形象为主干或主线，主导或参与节目的进程。在这一创作活动中，他们代表的不是个人意志，而是其所在行业的创作团队意志和机构媒体的声音，乃至各级党政机关的政策导向。因而，从媒介规范论的视域出发，数字媒体尽管为播音主持话语的实现营造了更为民主、活泼、平易的舆论环境，但百家争鸣并不意味着乱象纷呈。更为重要的是，公共信息的准确性、道德伦理的规范性、法律法规的约定性、意识形态的导向性不能因此而被众声喧哗淡化。数字文化生态下，情感转向中的“共情传播”成为常态，生活美学颠覆了“审美非功利性”的桎梏，播音主持创作以“有目的的无目的论”取代“无目的的合目的论”，以“日常生活经验的连续体”取代“审美经验的孤立主义”。进一步讲，数字生态下播音员主持人话语的核心价值就是“以温暖人心的话语来消解负面情绪，以‘建设性’话语消解焦虑与不安，以‘情感仪式’作为叙事策略来抚慰心灵”。

二、全媒体融合与播音主持艺术专业人才培养变革

早在2015年，“互联网+”概念就已经被写入政府工作报告，成为国家发展战略。“互联网+”泛指社交媒体、移动互联网、数据分析和云计算（SMAC）等数字技术从互联网产业不断向传统产业延伸、渗透，进而推动传统产业实现数字化转型。在视听传媒领域，最直接的体现即为“三网融合”。“三网融合”打破了此前广播电视媒体在内容输送、电信在宽带运营领域各自的垄断，明确了互相进入的准则——在符合条件的情况下，广电企业可经营增值电信业务、比照增值电信业务管理的基础电信业务、基于有线电网络提供的互联网接入业务等；而国有电信企业在有关部门的监管下，可从事除时政类节目之外的广播电视节目生产制作、互联网视听节目信号传输、转播时政类新闻视听节目服务，IPTV传输服务、手机电视分发服务等。

如今，媒体融合趋势日渐深化，全媒体联动亦蔚然成风，数字社会的信息传播生态搭建成型。当我们在思考数字化社会中主播、主持人的媒介角色时，应该首先注意到的是，技术条件并非在真空环境中发挥作用，它只是影响传播变局中众多变量中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它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一道，共同塑造和影响着大众传播的产销机制。

近年来，关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人才未来进路的各种质疑之声此消彼长。传统媒体去主持人化的声浪余音未了，虚拟数字人又横空出世。与这一现象相生相伴的则是虚拟主播、AI主播对真人主播的行业挑战。2018年，新华社与搜狗联合推出的AI合成主播“新小浩”粉墨登场，此后科大讯飞相继推出了人工智能虚拟主播“小晴”“通通”，2021年湖南卫视也推出了首位AI主持人“小漾”，此后安徽广播电视台AI主持人“小安”在2022年安徽春节联欢晚会亮相⋯⋯移动音频产业中，随着AI智慧语音系统的完善，AI智能演播技术日臻成熟，该技术可以基本解决目前移动音频市场B、C、D三级演播任务，且成本大大低于人声。一时间，中国播音界风声鹤唳，也更加剧了“主持已死”的行业悲歌。就此，有学者进行了反驳，“主持人最不可替代的因素是对人性的洞察和感受、对社会的体恤和责任，以及危机应急处理能力⋯⋯机器人主播可以营造一定时期的卖点，但终归难成传播主体”。

尽管在短期内，我们不必对播音主持职业的存续持悲观态度。但从该行业建设性发展的角度来看，国内高校有必要重新审视和考量播音主持艺术人才的培养规划。当前，国内开设播音与主持艺术相关专业的高校达数百所，从业师资队伍上万人。就学科层次而言，该专业已经形成了本、硕、博一体化的建设体系。那么，仅就本科应用型人才培养而言，多数高校认为，本专业应当培养具备广播电视新闻传播、语言文学、播音学以及艺术、美学等多学科知识与能力，能在广播电台、电视台及其他单位从事广播电视播音与主持工作的素质好（个人）、基础好（专业）、上手快（业务能力）、转型快（适应能力），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应用型语言学专业人才。然而就上述培养目标来看，尽管兼顾了播音主持行业的新闻性、艺术性、言语传播性等“多质性”特征，但并未充分结合数字媒体时代的技术生态、各大高校的办学特色，以及目标人才的整体定位。统一化、模式化的培养模式和路径显然难以适应日新月异的传媒变局和产业风向。因此，未来播音与主持专业人才的培养需要在行业趋势与专业特色间寻求支点，进而在人才培养方案中进行充分的细化调整。

首先，数字文化生态的“关系基”和“价值基”为我们规划了人才培养的技术路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本科应用型人才需要能够独立操控和掌握数字媒体的基础性操作技能。在此基础上，明确自身价值规范和语态变革的规律，在技术、艺术学习中强基固本，且应时而变。其次，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人才培养中应充分体现各院校的师资条件和办学特色。例如，综合性大学创办的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往往立足于原有的深厚的人文学科基础，并拓展了与新闻传播学科的联系与交流，其培养的播音主持专业人才不仅有可持续发展的行业精英，亦有大传媒行业的优秀管理者，更有国内科研领域的知名专家学者。最后，每一所院校都有自身与众不同的思想气质和办学优势，若能将此充分挖掘、打磨、锻造，势必会为人才培养带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同时艺术类专业院校、综合性大学、高等职业院校等还可以共同营造一个多层次、多元化的百花齐放的良性发展生态，更有利于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人才的个性化培养和发展。

三、新时代新政策引导与播音主持艺术专业建设

面对新时代政治文化语境和数字时代传媒业整体生态转型的技术语境，如何培养适应现代传媒格局、立场坚定、熟练掌握现代传媒技术的新一代媒体人才成为学界和业界共同关注的焦点。高校传媒相关专业的建设必须契合于主导文化的价值引领和数字时代的技术赋能，同时还要遵循新文科、新学科等政策导向的适应性调整。

新文科建设既有人文艺术学科的自我更新，也包含新知识、新技术的跨学科交叉和融入，因此培养具有大传媒观念和全媒体基本素养的合格人才，成为新型传媒人才培养目标、课程体系、培养方式变革的方向指南，也成为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建设渐进性革新和颠覆性创新路径探索的基本依据。专业课程体系中除了夯实语言表达和口语传播基本技能和专业素质之外，还需强化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平台课程、人文通识课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课程，进而拓展数字媒体技术、数据分析与可视化等交叉学科课程，在“变与不变”的平衡中完善学生的知识体系并全面提升其综合素质。同时，2022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印发的2022年版《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对艺术学门类（门类代码13）进行了较大的调整，增加了专业学位的比重，在注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凸显了艺术学科本身的实践性、应用型特色。高校办学中学科发展与专业建设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互动关系，但是新学科目录调整并不意味着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建设中学生实践技能培养、学校实践平台建设与社会实际需求之间呈现出简单的对应关系。大传媒行业一日千里、气象万千，但人文精神却静水流深、根植深厚。在教学体系中，放眼变量是为了与时俱进、开疆拓土；坚定不变是为了厚积薄发、凝聚自信。播音语音发声的规范性、朗读美学的审美性、艺术化言语传播的交际性共同搭建起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梁柱，它承载了传统规范，也夯实了价值底色。而交往语态的对象化转变、言语节奏的时代化变迁、情感脉络的流动化生成、行动网络的规划调试则为播音主持教育凝聚了继往开来的勇气和魄力。（作者孔朝蓬系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戏剧与影视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肖博文系吉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