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媒介融合20年，经历了从“全媒体”到“融媒体”到“四全媒体”的发展过程，最初表现为媒体的兼并与整合，逐渐从“介质相加”的“全媒体”到“介质相融”的“融媒体”，发展到如今的“全程、全息、全员、全效”的“四全媒体”。整体来看，媒介融合最初是媒体在市场竞争中生存与发展的举措，之后在政策助推下实现自身高质量发展，进而参与到社会治理之中。
通过爬梳媒介融合发展的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在加入WTO后，媒介市场环境发生巨大改变，伴随着新技术不断革新，媒介生态出现变革，也就促使媒介机构不得不参与到市场竞合中去。具体而言就是在媒介外部通过并购重组、合纵连横获得体量扩张，在内部通过流程再造实现自身转型。之后媒介融合深度发展，被纳入国家治理体系，媒介的功能从以信息功能为主向社会功能拓展，媒介开始承担起越来越重要的历史使命。
2020年9月26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提到要建设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融合发展布局；之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又提出要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实施全媒体传播工程，做强新型主流媒体，建强用好县级融媒体中心。
在媒介融合新阶段中，媒介高质量发展与媒介助推社会治理是相辅相成的。媒介发展经历了四个阶段：合而能融、融而能通、通而能连、连而能动。前两个阶段涉及媒介机构内部的理念整合、机构融合、流程再造等多个环节；而后两个阶段则涉及媒介机构与外部的连接，包括与用户、与社会其他子系统的连接与联动，虽然连接的方式各式各样，但可以肯定的是，“连而能动”中“动”的指向是一致的——融媒体的高质量发展应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与社会进步为衡量。媒体高质量发展的核心是“由创新驱动发展”，要坚守两个方向：一为“求真”、二为“公益”。在后真相时代，媒体必须担当起对信息进行“核查”与“甄别”的责任，不但能够发现真相，还有能力将真相报道广远，让事实占据舆论场，让负责任的报道成为主流声音。
同时，媒体可以在政府、社会组织和公众之间搭建桥梁，协调三者之间的关系，从而实现协同化治理。在实现了媒介自身的融合后，县级融媒体要实现“信息传播”与“公共服务”的“双融合”，融合后的媒介协作体作为县级服务型政府的参与者与建设者，要强化信息功能、拓展服务功能，以实现媒体中心与电子政务中心合二为一，加强基层媒体的传播力与舆论引导力，推进社会治理与服务型政府的建设。
媒体作为智慧城市建设与社会治理中介，既是信息平台，又是公共服务平台。它能更方便地聚集社会公众，作为城市的社会组织协调社会行动，促进公民主动协同，增强社会凝聚力，群策群力、共管共治，推进城市建设、维护社会稳定。此外，媒体在促进城市形象建构与传播方面大有可为，比如通过网红地打卡、网红城市宣传，吸引并鼓励公众参与城市建设，开创人民城市建设新局面，推进城市从此前的经济空间、物理空间向精神空间、文化空间转向，从而实现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城市自我更新。
媒介的“融合深化”是在国家治理、媒介生态、人工智能等政策语境与技术语境下的媒介融合新阶段，包含两个层面：媒介通过“融合深化”实现自我更新与高质量发展；与此同时，作为智能中介的媒介组织通过促进社会其他行业的“融合深化”，最终实现社会治理、国家治理的智能化、精细化。
总而言之，媒介深度融合的“下一站”将更加关注媒介高质量发展与媒介助推社会治理的重要着力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