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策划会，我主张大家积极发言，关键是是否有创意和智慧，当一个设想提出后，我习惯于用否定法去否定它，即便我提出的设想也是如此。当这个设想大家已经没有理由否定时，设想就可能成为成功的创意了，好的创意都是群体智慧相互激荡的结果。不要做一个替代别人的栏目，而要做一个别人无法替代的栏目。（小编注：这里的“栏目”可以替换为你所追求的目标，比如对所运营的公众号的定位、对自身职业的定位，甚至包括选题角度、报道切入点等等。）创新时最大的障碍，往往就是内心深处看不见的思维习惯。“真诚面对观众”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不仅仅宣扬着我们的态度，它也是一种可以指导节目操作的方法提示。“真诚面对”的前提其实很简单，就是要像说话一样地说话，要给信息传播带上强烈的个性色彩，传播者与观众必须首先建立起一种“与话双方”的平等，平等之后才有可能建立亲近感。传播者应该是一个个性鲜明的人，他的思想、智慧、才情和价值观念会通过纯粹的、对事件的叙述传达出去。在新闻评论部的一次年会上，我曾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来说明评论部对各位同仁所能创造的感召力。我说：“评论部不是想要解决大家的温饱问题，这是人的最低层次的需求。更何况，有些人如果不来这里从事自己心爱的电视事业，也许办个公司能够生活得更好。评论部想为各位提供的是发挥个人价值和塑造自我尊严的空间。这是人的最高需求，这种需求获得满足的可能性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让同事之间的关系变得简单，判断标准只有两个：人品和水平。在这里，坐而论道、坐享其成、吹吹拍拍、尔虞我诈没有市场。组建一个真正同心同德的集体。这个集体应该能够极大地激发人的“活性”，在这个集体中，因为摩擦和内耗已经减少到最小，所以它的生产力和创造力得以放大到最大。团结同心绝不是那种“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平均主义和毫无意义的一团和气。没有竞争就没有进步，没有压力就没有动力，没有良好的激励机制，就不会有源源不断的优秀节目。所谓深度就是对事实的占有。作为记者，你获得事实越多，你离深度越近。我认为，最高境界的追求深度的操作方法，也就是获得更多的事实，并建立事实存在的背景，从背景中去寻找新的事实关联和对事实的解释。当拿到选题的时候，你首先要问，都说这个人物是好人，究竟有多好？哪些事证明他的好？你的态度是质疑的，质疑之后的事实才是有真实感的。不要害怕质疑，当设问完成之后，质疑被解答之后，人物的形象也就建立起来了。观众也就一步步接近了这个先进人物的闪光人格。同一事实存在不同的报道角度，只有发掘更多的事实，才能获得更新的角度。今天，在一个台内，在一个频道内，栏目与栏目之间也在激烈地竞争。其实栏目与栏目之间最大的差别，不仅仅是获得事实的内容上的差别，而更是对于事实的评价角度和切入角度的差别，前者的差别已经越来越缩小了，后者的差别在实践中还没有被普遍地注意到。一个栏目对观众而言是成为必需，还是堕落成可有可无的东西，关键在于它能够为观众提供多少“急时所需”：解惑信息、现场证据、亲历人物、判断依据、观点交流……有的栏目会由于这些元素的丰沛而让观众产生心理上的“与话习惯”，产生依恋感，成为事件发生时会主动寻找的第一选择。一是零时差，也就是快捷和同步；这是直播的诸多优势中最显而易见的。二是信息的零损耗，也就是真实。记者的所见即观众的所见，记者对事件的探究过程，就是观众获知新的信息的过程。三是传播过程中，记者与观众之间阅读新闻事件的零误差，也就是权威。在直播中，记者代替观众走近前方现场，对事件信息的接近、阅读、判断和分析，记者与观众都是同步进行的。对今天的观众来说，有过程有现场的直播最权威可信，因为阅读新闻的过程是直接的，而不是通过编辑转述的间接阅读。中央电视台的主持人大赛每两年举办一次，在我对新闻类节目主持人进行点评时谈到一个逻辑：“从记者到名记者再到主持人。”许多人急于求成，总想很快坐到主持人位置上并迅速成名。其实踏踏实实做几年记者并不耽误时间，而是积蓄职业实力。在过去的主持人人选中，我十分在意他们是否具有记者的经历，特别是报社、电台和通讯社记者的经历。我总觉得这些媒体的记者职业化程度更高、更踏实，采访更深入。媒体的特征要求他们必须天天写作，而写作是主持人锻炼表达能力的基础。我和白岩松聊到主持人的魅力以及成长环境等问题时，他做了这样一个总结：好的主持人应该被观众的眼、耳、口、心四个器官接受——眼，观众对主持人的认可首先是接受了主持人的形象；耳，观众是通过听去认识主持人的，比外形更重要的是，观众更注重主持人在说什么；口，观众如果接受并认同了主持人的表达，就会成为信息的二轮传播者，他会用自己的口去放大你的节目影响；心，这是一个综合指标，观众真正接受这个主持人是由衷地、打心眼里去接受他进而喜爱他信赖他的。我发现似乎有这样一个规律：一个主持人如果经常出头露面，而在半年到一年之后，仍不能获得大多数观众的好评，那么这个主持人就有可能是平庸之辈。因为“舆论”本身是一种客观存在，它应当理解为“舆论评价”而不是“舆论审判”。舆论的力量只是一种间接力量，它能否作用于被监督人，能否影响被监督事件的发展，那得看整个社会是否有一个良好的“信息采信”系统和“舆论征用”环境。换句话说，新闻媒体本身是不能独立完成监督的，一个社会的监督手段也不能是唯一的，除新闻的监督外，还应有行政的监督和法律的监督。“舆论”只有与法律的力量、行政的力量接通之后，才能切实有效地作用于社会。舆论监督的出发点应该是善意的，监督的目的是为了促使问题的解决而不仅仅是“为了曝光而曝光”。一个制约机制完善的社会，法律、道德、制度和舆论之间既分别承担着属于自己的那一部分职责，又共同完成着社会约束的神圣职责：社会中那些存有恶念的人会因为法律的惩戒而不敢为恶；因为道德素养的自觉而不愿为恶；因为制度的健全周密而不能为恶；那些人还因为无处不在的舆论监督的眼睛会将自己的社会行为置于阳光之下而为恶不长。我主张记者要时常提醒自己：“什么是新闻？什么正在成为新闻？什么将会成为新闻？”在实践中，这三个问题时常被忽略。现代新闻的竞争日益要求媒体和记者不仅要敏感地发现，快速地跟踪反应，将新闻敏感强化为一种意识，更关键的是要能将之转化为一种下意识。而只有具备这种下意识和潜意识，才可称得上职业化的记者和编辑。在央视新闻评论部的内部杂志《空谈》上，曾有这样一段话：“……我丢了很多东西，连同稳定的工作和户口，现在我的枕头下面除了一堆获奖证书就没有什么值钱东西了……我来到这里是要寻找几样最昂贵、最值钱的东西：正义、尊严、公理和未来……”在一次会议上重复这些话时，在场的很多人都为之感动，其中也包括我本人。理想者们有着一样的精神特征：如果说工作者是美丽的，那么理想者是动人的。怀揣理想的人有一种心无旁骛，甚至义无反顾的神情和身形，他们将自己的整个身心和禀赋都一股脑儿地投入到心爱的事业中，他们那种“我在路上，路在前方”的执着和忘我，会深深感染和打动身边的人。对理想者而言，没有什么比精神的舒展更珍贵的了。在属于理想者的精神家园中，困难的境遇是暂时的，追求是永恒的；艰辛的现实是眼前的，未来是永恒的——对他们来说，只要精神的待遇比肉体要好，生活的磨难就不难承受。因为有更值得在意的未来，所以他们对于眼前的得失不计较、不拘泥、不苟且，不轻易颓丧，不轻言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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